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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，红姐出生在贵州黔南州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是家中老大。因为父亲无意中给的一截粉笔，她从此迷上了画画。
她最爱的绘画，也招来了父母的反对。在红姐妹妹的印象里，从小就是看着父母打姐姐长大的。但红姐自己从来不愿意讲述，和父母的激烈冲突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。
“他们生在那么一个诡异的时代，又没有读过书，你让他们支持你画画、搞动漫，怎么可能嘛。”她说，他们害怕她以后活得不好。
或许在别人眼里，刘小样是失败的。
勇敢地走出这一步，她已经比我们大多数都要成功。
这个社会，已经给女人设立的太多的标签和限制。
但女孩们，请不要被世俗规训。 我们应该也有能力去更大的世界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温水煮青蛙的生活固然平静，但却也只能有井口的那一方天地。
先要更好的生活，自我扩容，多读书，看世界，还有别的法子。
丈夫王树生曾和刘小样争论过：人如果超过自己的地域环境和家庭条件，去够一些现实里没有的东西，很徒劳，也一定会失败。
刘小样却激动地说：难道我连跳起来够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
即便时代巨轮已经匆匆走了21年，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刘小样。
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局，被困在了各自的笼子里。
也不想去评判刘小样人生的成功与否。
但我坚定地认可她的想法：不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有思想，要去看世界，要自己给自己选择。
再亲密的人，无论伴侣还是父母，都不是人一辈子的指望。
你自己才是。
刘小样后来在县城做过销售员，也做过小学的生活老师。
2011年，43岁的刘小样等子女都去西安读大学后，就去昆山打工，但并不顺利。离开昆山回家乡前，特意参观了昆山市图书馆。
2015年她去西安看病，又在医院里找了份后勤的工作。依然想知道自己为何永远无法平静。
2016年，婆婆病倒，她只好回家照顾老人。50岁后，她逐渐接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。
2020年《人物》杂志采访了刘小样（见《平原上的娜拉》这篇），记者问：“有时会觉得这是个悲剧吗？” 刘小样说：“我没觉得这是个悲剧，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。”
她说，一边想要出走，一边又想要兼顾家庭，是她的局限。
目2001年播出后，反响巨大，也影响了很多人。
2018年时当初采访刘小样的张越正在英国进修，不想在学校里被一中国女生认出，抱着她大哭，说：你改变了我的生活！
这位女生来自河南农村，打小不被重视。但看了那期节目后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于是努力读书，大学毕业后进了外企，凭着自己的努力出国留学，现在在欧洲工作。
丈夫带她去了西安。
她站在古城墙外，望着从未见过的车水马龙，热闹繁华，失声痛哭。
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刘小样只是单纯向往大城市罢了。
采访里，张越也问了她类似的问题。
她说，大城市虽然繁华，但人们也生活在刘小样想象不到的压力之下。
刘小样只是平静地说：没有压力的生活，是没有追求的。
“对农村女人来说，你做饭别人不会淘汰你，干活别人也不会淘汰你。有了被淘汰的压力，才会不断学习新的事物，汲取新的知识。”
她和张越说，不会有人来问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
在农村，
结婚之前，她属于娘家。
结婚之后，她属于婆家。
自己的东西很少。
女孩子就是这样，选择的余地很小，总是别人来选择她，她不能去选择别人。
“在农村，有钱可以盖房，但不可以买书；可以打牌闲聊，但不可以去西安；
不可以有交际，不可以太张扬，不可以太个性，不可以太好，不可以太坏。
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，你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、无望、孤独，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，不需要别人阻止你，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。”
看下完整的采访记录，很难想象她那样的谈吐和用词，竟然来自一位初中肄业的农村妇女。
而她摄取知识的途径就是看电视，默默记住一些好词好句。
刘小样看起来蛮幸福的，婚后有儿有女。一年内有2个月干农活其他时间照顾儿女，家庭和睦。
但她却是痛苦的，因为与周围格格不入，有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隔绝与麻木。
其实她住的地方交通还算便利，村庄的一头是铁路一头是高速，到西安市的往返路费只要9元，可是村里人却很少出去。
做饭、洗衣、种地、带孩子……
但日子越是这么过下去，刘小样就越是无助与焦躁。
她给央视的信中写到：“这里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，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……可是我就是不喜欢，因为它太平了。”
记者感叹句子写得太美了。
平的不仅是这片一望无际的土地，还是自己一滩死水的生活。
日子是从她决定给电视台写信那天开始有了波澜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