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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，加之以外国人。我常常想，凡有来到中国的，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，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，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！
鹤见钓辅氏在《北京的魅力》中，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，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，但五年之后，还在北京，而且不想回去了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——
“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，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，谈话就从古董，画，政治这些开头。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，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。什么无产阶级呀，Proletariat呀那些事，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。
“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，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‘魅力’的这东西。元人也曾征服支那，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；满人也征服支那，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。现在西洋人也一样，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，什么什么呀，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。一经住过北京，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。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，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，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。”
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。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，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。中国人的耐劳，中国人的多子，都就是办酒的材料，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。西洋人初入中国时，被称为蛮夷，自不免个个蹙额，但是，现在则时机已至，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，献于金，献于元，献于清的盛宴，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。出则汽车，行则保护：虽遇清道，然而通行自由的；虽或被劫，然而必得赔偿的；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，还使官兵不敢开火。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？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，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；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，也许反而欣然色喜，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。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，美其名以自欺曰“和亲”，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，又美其名曰“同化”。所以倘有外国的谁，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，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，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！
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，有贵贱，有大小，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虐，但也可以凌虐别人；自己被人吃，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的制驭着，不能动弹，也不想动弹了。因为倘一动弹，虽或有利，然而也有弊。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——
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）
但是“台”没有臣，不是太苦了么？无须担心的，有比他更卑的妻，更弱的子在。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，他日长大，升而为“台”，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，供他驱使了。如此连环，各得其所，有敢非议者，其罪名曰不安分！
虽然那是古事，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，但“复古家”尽可不必悲观的。太平的景象还在：常有兵燹，常有水旱，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？打的打，革的革，可有处士来横议么？对国民如何专横，向外人如何柔媚，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？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，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，只有满人已经退席，和先前稍不同。
因此我们在目前，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，有烧烤，有翅席，有便饭，有西餐。但茅檐下也有淡饭，路傍也有残羹，野上也有饿莩；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，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（见《现代评论》二十一期）。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，否则，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！
外国人中，不知道而赞颂者，是可恕的；占了高位，养尊处优，因此受了蛊惑，昧却灵性而赞叹者，也还可恕的。可是还有两种，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，只配悉照原来模样，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。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，到中国看辫子，到日本看木屐，到高丽看笠子，倘若服饰一样，便索然无味了，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。这些都可憎恶。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，便赞美中国人，则也许别有意思罢。但是，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，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。
这文明，不但使外国人陶醉，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。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，使人们各各分离，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；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，吃掉别人的希望，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，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，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，被吃，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，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，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。
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，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。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。
文徵明出身文人世家，一生大多优游山林，追求自然。作品中多为生活写照。一生嗜茶，曾自谓：“吾生不饮酒，亦自得茗醉。”他以茶入诗、入画、入书法，画中所表现的文人品茶，亦颇具代表性。 此图绘与友人品啜雨前茶的场景。环境幽雅的草堂中，二人对坐品茗清谈，几上置茶壸、茶碗；堂外一人正过桥行来。茶寮内一僮煽火煮泉，准备茶事，一场小型的文人茶会即将展开。
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，上起皇帝，下至士大夫，无不好此。宋徽宗赵佶撰《大观茶论》，蔡襄撰《茶录》，黄儒撰《品茶要录》，一些文人雅士更流行斗茶的生活情趣，宋代斗茶之风极盛。本幅还有明代官员、书画家范允临（1558～1641年）行书题跋《斗茶歌》。
钱选（约1235—1307年），字舜举，号玉潭，浙江吴兴人，为宋末元初的著名画家。此画设色明艳，笔画精细。 画中茶器，以朱泥宜兴茶壶煮茶，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叶茶泡法。画中三人，一煽火烹茶，炉上置单柄壶，旁置一双层朱泥提梁壶；正面白衣文士为唐代诗人卢仝（约795—835年），身旁摆放三足朱泥茶壶、白瓷茶瓯、朱漆茶托、书画册等，反映出文人相聚，品茗论书的隐逸生活。
宋徽宗（西元1082-1135年），姓赵名佶，性好书画，秉赋极高。山水花鸟人物莫不笔墨挺秀，雅韵宜人。
上图中，池边大树下，一群文士正据案饮宴。前方有僮仆在一小桌上备茶，其中一人手持长柄匙自茶罐舀取茶末，沿用的是唐末以来盛行的“点茶法”。人物皆神情雅俊，衣褶挺劲生动。竹树具用双钩，笔笔细劲，如钢针鑴铁，必尽全力。通幅笔迹繁细，千丝万缕，而无一懈笔，盖极精妙之能事矣。此画庭台器具描绘得极为华美，有别于五代时文会图简单的背景，北宋的文会图系置于完备的花园场景之中，由此也反映出北宋园林的发达。此图右上虽有徽宗题诗，左中有他的画押，左上另有蔡京题诗，但俱属可疑，应是画院中名手之作。
以上是刘松年《撵茶图》（局部） 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
刘松年（活动于1174—1224年），浙江钱塘人，南宋孝宗至理宗年间，供职画院。 画中呈现的是宋代点茶法。左画面绘二侍者备茶，一人跨坐矮几，手推茶磨撵茶，边上置棕制茶帚与拂末各一，以拂聚茶末。另一人则立于桌边，左持茶盏，右执茶瓶正在点茶。茶桌上置茶筅、青瓷茶盏、朱漆茶托、玳瑁茶末盒等。桌前风炉，炉火正炽，上置提梁鍑烧煮沸水。
